怎样从宏观上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摘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过程中派生出来的。由于当代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致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领域向国别化、在理论领域向现代化发展 ，进而给中国社会主义者研究这一问题从总体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难题出发 ；二是要联系相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三是把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当做目标。
关键词：宏观；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
自《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被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产物。但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导致这一运动式微，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按民族特色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以阐释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本质上是面向全人类的，它的任何国别化形式，最终都将引领对人类一般发展规律的探求。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不关注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后一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道路”的逻辑衍生现象。
当然，由于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已不可能简单地沿袭以往的做法。笔者试从宏观角度对此提出探索性意见。从思想渊源分析，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错误，其中主要是照抄照搬了马列主义的“本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初，完全是为着解决本国面临的政治经济难题。它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运用所掌控的政治资源去纠正已被实践证明错误了的发展战略。但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始料未及的崩溃局面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尊重所在国人民的选择”，进一步从国际关系角度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可以说是兼具某种自卫性质：既然我们无法阻止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脱离这个队列。事实证明，我们做对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稳住了阵脚。然而，当中国改革顺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进一步从策略层面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不断自发涌出的私营经济成分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乃至解释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从理论层面讲，这一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依据当初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阶段”。如果说，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因而不得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先进民族一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属于原旨的社会主义阶段。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一方面，因其属于特殊，中国改革可以实行不同于社会主义原创理论所规定的原则，从而凸显了“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尽管目前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却并不影响其自在的科学性。但一般与特殊的存在又是互为条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成立离不开两个逻辑前提：一是必须存在着“社会主义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阶段”，谈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明确显示出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的趋势，否则的话，有什么根据断言这个“初级阶段”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呢不难看出，这两个逻辑条件共同依赖于“社会主义阶段”标准的明晰。问题在于，在还没有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前期，人们可以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并按照这一标准，从理论上承接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从实际上考察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势。但由于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当初看起来稳如泰山的两个逻辑条件均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首先，中国改革选择市场体制就表明，这一经济体制适应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吞噬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使之无法为继。当今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向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转变的迹象，它们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也远离了暴力革命的威胁。发达国家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载体，同时具备了市场自发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两种手段，虽然仍面临各种矛盾，却呈现出在现有制度模式下长期发展的态势。矛盾的焦点在于：如果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市场体制，原创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体制的话，那么，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历史归宿，就必须找到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逻辑依据，即需要从经济合理性方面去论证这种转变的必然发生。但是，学术界在这方面并没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成果。人们一度想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来化解因固守制度标准所造成的困境。但是，中共“十六大”郑重推出“三个代表”理论，并由此派生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的策略。这种调整不能被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消灭剥削的目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她还需要重新认识剥削现象。不应怀疑中国社会主义者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像样的答案。无论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是重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都需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共十六大反复强调理论创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恰恰表明中国社会主义者对面临任务的清醒认识。在这个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这一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的理解。既然当今发达国家如此之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能呈现抛弃市场经济的迹象，既然在世界社会主义流派中早就有一批人肯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既然中国在运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还必须退回到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显然不仅是发展物质生产的手段，很可能同时是发展人本身的手段；而理想社会的平等，不仅是权利方面的平等，很可能同时是能力方面的接近；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要达到社会平等的理想境界，都必须经过市场经济这座炼狱。其次，这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途径。10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派别和代表人物，但很难从中确定绝对意义上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人们只要影响了历史，就往往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然而他们不论从科学理论出发还是从正确经验出发，一旦脱离实际或僵化运用，都会陷入困境。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过程中，永远具有价值的仅仅是实事求是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各种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为直接的可借鉴资源。换句话说，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上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使之演变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这将大大区别于这个领域研究的传统动机：从前人们从事这种研究，自认为是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社会力量，要尽可能地去发现、动员、整合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广泛的国际联合，以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现在人们从事这种研究，则自觉到是代表一种具有潜在优势的社会形态，需要尽可能深入地吸纳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通过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功崛起这一范例，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的理想境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从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它主张通过否定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将这一过程纳入客观规律来解释，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目前，人类意识形态存在多元化状态，这与人们利益等级化以及利益实现途径多样化有关，是其思想表现形式。作为结果，意识形态的命运同其生成原因共进退。意识形态对人际关系的规制作用，既表明人类发展的不完善，又是克服这种不完善的选择。在人类没有达到特定发展水平之前，谁也无法单凭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来消除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这意味着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可以独霸天下。哪一种意识形态承认这一点，它就能在处理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时占据主动；而只有承认了这一点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合理地对待其他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都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只有同时表达了社会客观规律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具有历史普遍性。具备现实合理性的特定意识形态要想走向历史普遍性，必须具有开放性的内在品质。这样才能使其不断吸纳人类新的思想成果，保持与时代条件变化相适应。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所拥有的唯物辩证法，才能提供这种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开放性达到普遍性，与人类历史所呈现出的客观事实是一致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不断发展的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先天拥有的大脑构造和社会本能条件。在复杂多变的客观条件下，人类的意识能力对改造自己的生命活动起主导作用。但是，人的意识能力总是表现为个体的能力。个体活动范围和生存时间都是有限的，其意识能力难免具有片面性，其思想成果的保存难免具有偶然性。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恰恰弥补了这类缺陷。社会性在意识能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个体意识能力凭借社会联系可以成为整个共同体的能力；不同个体的意识能力在社会中可以互相补充，组成新的能力；不同时期的意识能力，通过在人口生产中的文化传承关系延续和累积，构成现实的能力。也就是说，意识能力是借助开放性而不断发展的。所谓开放性，就是既定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拓展。不仅如此，意识能力既借助社会关系不断发展，也反过来促进社会关系性质的完善。新的社会关系将以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更长的时间、更高的效率，对全部意识现象进行汇集整理、筛选甄别、优化组合、精益求精，使意识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意识能力是借助普遍性而不断增强的；所谓普遍性，就是特定性质社会关系的拓展。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意识能力和社会关系这样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推动着人类个体的意识能力得到越来越全面的开发；另一方面，它促进着人类整体的社会关系进入越来越密切的联合。换言之，人类发展就是自身意识能力的发展；而后者是以社会关系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为载体的。人类在与自然界关系方面越是强大，其社会一体化程度就越高。当代人类发展所呈现的全球化走势，是与新型科技革命的推动分不开的。它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格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在理论形态上与之形成对接，才有可能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这需要相应改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对象。过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有着严格的选择性：一是必须属于马克思主义；二是必须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有必要将之调整为：一是必须研究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二是也需要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社会主义。这种改变与时代条件变化有关。以前研究对象的界定取决于两个尺度：一是存在着基本制度大体相同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者一向依靠这两把尺子，去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哪些是真社会主义，哪些是假社会主义。现在这两个尺度虽然没有消失，但在原来的确定性上却增加了某种不确定性：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改革，多数转而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少数选择了资本主义同样使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同时遵循着与马列主义原创理论有所区别的指导思想。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研究别人始终是完善自己的一个环节。当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也知道怎样去做的时候，当然也就知道了如何选择别人和评价别人；而当自己尚困惑于“什么是”以及“怎样做”的问题时，是不能准确言及他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者主要不是用某种尺度或原则去“套”别人，而是在别人的理论与实践中去“发现”可资借鉴的尺度或原则。“发现”的过程是对他人所在社会形态全面考察的过程。这意味着，哪怕是仅仅为了深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也有必要去关注相关国家的整体社会状况及其所处的国际形势。从另一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在一种社会形态稳定运行的历史时期，无论当事民族是否意识到，它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规律的要求。因此，目前发达国家的现状多多少少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外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党不断演进的发展形态时，进一步考察其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中国社会主义者应该去探索和寻找其间体现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为本国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学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停留在学科原来所设置的狭窄范围中。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克服门户之见，拓宽知识视野，使这一研究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研究，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科研究，都面临着如何使既定理论适应客观事实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形成了在既定理论框架内无法解释的问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或尺度予以认识和判断，以推动这个领域研究的深化；但现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或尺度。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丰富成果，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构想，理论创新迫在眉睫，需要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成果，重新认识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推动意识形态的更新；但现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却困惑于新的事实与旧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往往重客观介绍，重资料收集，却轻理论评价，轻观点判断。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立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结构宏大、内容浩瀚的思想体系，从中坚持什么，又如何去发展，往往见仁见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中国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是现代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条件相统一。两个研究方向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实践需要为目的，理所当然地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也是时代的中国。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以体现人类在当代的发展需要为目的，理所当然地要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出发。然而，两个研究方向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强调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容，需要改变的仅仅是这些内容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这种改变只涉及到策略原则层次，通常并不要求改变其逻辑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往往需要直接回归到方法理论的立场上，要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新的时代事实，用新的事实重新审视和修正既定理论。一般说来，这种改变不仅涉及到策略原则层次，通常也要求调整、补充、完善其逻辑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相继推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效地解决了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战略难题，成果显著。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总体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两大发现”作为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前提，而把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作为体现这一必然性的“中国特色”的实践选择，归根结底只是在策略原则层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实践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深入认识三大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这些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层面，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予以解决。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仍然是理论界面临的难题。从逻辑上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深入全球化进程，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必然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阶段本身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与人类一般发展规律形成对接，从而使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上述联系表明：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派生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而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适时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目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研究领域，集中了一大批学术造诣高、外语能力强的学者。鉴于思想界存在着大量对马克思主义“误读”、“曲解”甚至“强加”现象，他们通过严肃的文本研究，为“回到马克思”或“恢复马克思主义真谛”作出了巨大努力。这项工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仅仅在于：不应停留于此，即不能假定马克思已经穷尽了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真理，后人只须再度“走进马克思”就行了。这种认识恰恰是违背作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因此，在时代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者一方面须做上述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以这种努力为起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逐渐将关注重心转移到促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方面。
作者简介：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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